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 glabripennis属鞘翅目Coleoptera天牛科Cerambycidae，是国际重大检疫性蛀干害虫（韦美泽，2020）。该虫原产于东北亚地区，寄主涵盖槭属Acer、杨属Populus、柳属Salix等60余种植物，其在寄主树皮下和树干中蛀食，形成“S”型或“U”型蛀道，破坏树木输导组织，严重的造成树木死亡（高宇等，2016；王赫，2025）。在我国，该害虫20世纪80年代起暴发成灾。对“三北”防护林工程所营造的杨树人工林造成毁灭性灾害，导致的年均经济损失超15亿美元，占全国林业病虫害总损失的12%，已成为威胁我国森林生态安全、制约北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有害生物（Hu et al.，2010；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1；杨忠岐等，2018）。光肩星天牛主要通过木质包装材料、木材、寄主苗木运输跨境传播。1996年首次在北美纽约发现，2008年丹麦从中国进口的花岗岩包装木中检出光肩星天牛，凸显检疫监测的重要性（Scheel，2009；郑斯竹，2023），也对跨境贸易检疫提出更高技术要求。

光肩星天牛幼虫和蛹在树干内钻蛀生活，习性隐蔽，且世代重叠，传统防治方法（如化学农药）面临控害成本高、效果持续性差、环境污染的三重瓶颈（Turgeon et al.，2022；李呈澄等，202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精准监测”与“绿色防控”两大方向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Poland et al.，2006；王嘉冰等，2017），但仍存在人工检测效率低、声学监测受背景噪声干扰、性信息素依赖进口、分子技术难普及、控害成本高、防治效果持续性差等瓶颈问题（祁骁杰等，2016；朱宁等，2017）。在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下，厘清光肩星天牛监测技术的短板、整合绿色防控的前沿成果，不仅是解决“三北”防护林灾害、降低经济损失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林业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提升跨境检疫话语权的关键。本文综述近些年来光肩星天牛监测技术进展与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成果，系统分析现有技术局限性，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基层检疫实践、区域防控方案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1.   光肩星天牛主要监测技术

1.1   不同场景的监测

1.1.1   外检：传播载体的检疫监测

外检是防止光肩星天牛扩散的关键环节，针对木质包装材料与寄主苗木两大传播载体，依据EPPO检疫规程构建“风险筛查-精准验证-路径追溯”技术链，核心是阻断害虫通过调运载体进入本区域生态环境。

木质包装材料监测：光肩星天牛老熟幼虫可在木质包装内存活、化蛹并羽化传播，因此需优先检查无标识、木材霉变或带木屑虫粪的样本，按贸易单元抽样，垫木因信息缺失需100%检查（EPPO，2016）。丹麦曾从中国进口花岗岩的木质包装中检出该虫，通过视觉检查发现蛀孔，结合专家鉴定确认虫种，后续对储存地及周边槭树调查未发现成虫扩散（Scheel，2009）。为提升效率，可引入嗅探犬辅助监测，其对虫粪和幼虫的检出效率比人工高50%，灵敏度达75%~95%，适用于大型货物堆场（EPPO，2016）；X射线CT技术可用于小型木材内部幼虫检测，避免破坏性取样（高宇等，2016）。

寄主苗木监测：针对胸径≥1 cm的槭树Acer spp.、杨树Populus spp.等寄主苗木，按高置信度标准抽样：若需99%置信度检出0.1%感染率，1万株苗木需抽样4 600株（EPPO，2016）。抽样后采用破坏性检查，将茎、枝（直径 > 10 mm）切成2.5 cm段并劈开，光肩星天牛幼虫多分布于树干中上部，与星天牛A. chinensis近地面分布特征差异显著，可作为形态鉴别依据（EPPO，2021）。美国曾指控中国输美木质包装传入该虫，后通过分子溯源证明美国种群与中国种群无直接遗传关联，表明检疫监测需结合溯源技术，避免误判传播路径影响国际贸易（郑斯竹，2023）。

1.1.2   内检：已定殖区的常规监测

内检指树木定植于城市绿化林、苗圃、防护林等固定场景后的长期监测，核心是跟踪虫情动态，为防控方案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监测频率与种群密度：监测频率需结合区域世代差异调整，中国中北部地区（1年1代）每年开展2次核心监测（前1年8月-翌年6月幼虫期、6月下旬-7月成虫期）；东北林区（2年1代）简化为每年1次成虫期监测；南方柳树林因冬季气温较高，幼虫活动期长，每3个月补充1次幼虫期巡查（王赫，2025）。2024年国内监测数据显示，北方杨树林样地平均虫口密度为0.8~1.2头/株，显著高于南方柳树林（0.3~0.5头/株），且靠近苗木调运通道的林分虫口密度比远离区域高30%~50%（黄伟，2020）。

典型区域监测案例：山西怀仁行道树采用“地面视觉+爬树核查”，地面对含羽化孔树木的检出率达68%，但幼虫检出率仅23%，因此7-8月成虫盛期需重点检查树冠中上部排粪孔（黄伟，2020）；苗圃监测中，针对10~20 cm胸径的杨树苗，每月检查树干基部卵刻槽，胸径范围树木产卵率比其他胸径高40%（Straw et al.，2016）；浙江沿海防护林以复叶槭为指示树种，其上天牛取食量达8.9 cm²/头，通过指示树种监测可提升虫情捕捉效率（朱宁等，2017）。

1.2   主要的监测技术

1.2.1   诱捕监测技术

诱捕技术主要基于光肩星天牛嗅觉机制，通过性信息素、寄主挥发物或其组合引诱成虫。

嗅觉机制基础：光肩星天牛嗅觉感知依赖气味结合蛋白（OBP），Li等（2018）克隆获得1个minus-C型OBP基因，其编码蛋白含8个潜在配体结合位点（L81、F141、F143暴露于表面），且该基因在雄虫鞘翅、中足表达量显著高于雌虫，为性别偏向性诱捕剂开发提供靶点；进化分析显示，该OBP与松褐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 MaltOBP 22亲缘关系最近，松褐天牛寄主挥发物β-蒎烯可作为引诱剂筛选参考（Li et al.，2018），也可借鉴近缘种已知活性挥发物（β-蒎烯、左旋-β-蒎烯等）缩短研发周期（史先慧等，2017；杨梦君等，2024）。

诱饵配方优化：性信息素4-(n-庚氧基)丁醇与4-(n-庚氧基)丁醛1∶1混合（10 μg剂量）单独使用时，单诱捕器平均诱捕5雌4雄，显著高于对照（0.1头）；搭配5种植物挥发物后，雌虫诱捕量提升85%，且85%为处女雌虫（Nehme et al.，2010）。林间试验数据显示，“聚集信息素+苦楝挥发物”在慈溪地区诱捕量达3.4头/诱捕器/周，比单独使用信息素高60%；复叶槭挥发物可专性诱捕光肩星天牛，可避免星天牛干扰（朱宁等，2017）。传统信息素持效期短，通过借助纳米技术实现缓慢释放，延长诱捕周期并降低监测下限（薛洋等，2025）。

诱捕器类型与布局：筛网套筒诱捕器模拟成虫爬树行为，搭配“信息素+芳樟醇”时诱捕量最高；拦截板诱捕器（悬挂于1.5~2 m高枝条）适合开阔区域，需搭配“信息素+多组分挥发物”（Nehme et al.，2010）。布局上，诱捕器需靠近寄主树木——离开寄主树20 m悬挂的诱捕器，诱捕量仅为树上悬挂的1/7；山西怀仁监测显示，诱捕器间距30 m时，旱柳林带诱捕量（194头）显著高于新疆杨林带（107头），诱捕成虫雌雄比为0.4∶1（雄虫占71%）（黄伟，2020；Nehme et al.，2010）。监测中需根据场景选择诱捕器类型和布局，树干密集区用筛网套筒、开阔区用颜色优化后的暗褐色拦截板，关注雄虫占比高的特点，可通过搭配性别偏向性诱捕剂，如添加信息素的1-戊醇或2-戊醇（周艳涛等，2017），成本略高，进一步平衡雌雄诱捕比例，提升诱捕监测的针对性与整体效率。

1.2.2   声学监测技术

声学监测针对幼虫隐蔽蛀食特性，可通过分析声脉冲信号实现虫口密度估算。光肩星天牛幼虫在取食、移动会产生“3~10 ms短脉冲”，关键识别单元为含7~49个脉冲的“Burst”（脉冲串）——有虫木段3 min内Burst频繁出现，无虫木段均值仅0.07个/3 min；木材温度升高会增加脉冲串频率，湿度对信号特征影响小但可增强传播稳定性（Mankin et al.，2008）。杨树木段中，幼虫声信号主频统一为7 752.00 Hz，与宽斑脊虎天牛、鳞毛粉蠹Minthea rugicollis差异显著，可用于种间区分；通过建立脉冲个数与幼虫数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估算虫口密度，野外应用时需避开大风、交通噪声时段，实验室3 min记录可满足基础检测，假阴性时延长至20 min可提高准确率（祁骁杰等，2016）。

1.3   监测效果的影响因素

1.3.1   寄主偏好性

光肩星天牛对寄主的区域偏好直接影响监测靶向性，需据此分配监测资源：英国Kent郡欧亚槭A. pseudoplatanus受害率26%，集中70%幼虫与98%成虫羽化孔，优先监测该树种可提升人工巡查效率（Straw et al.，2016）；南欧意大利科奴达地区，桦属Betula易受豹蠹蛾Zeuzera pirina危害，与光肩星天牛症状相似，误选桦属会导致声学监测误判率达20%~25%，需结合形态或分子鉴定校正（Faccoli et al.，2016）；浙江沿海防护林复叶槭上天牛取食量达8.9 cm²/头，显著高于苦楝，以其为指示树种可提升化学诱捕效率（朱宁等，2017）。

1.3.2   树体特征

树体大小与部位决定天牛分布，进而影响监测技术选择：有虫树胸径集中于10~20 cm，幼虫或蛹主要分布在4~10 cm直径枝条，最小可在2.1 cm枝条中发现但死亡率高（Straw et al.，2016）；危害症状上，卵和低龄幼虫仅存于活组织（刻槽呈圆或唇形），3龄后幼虫排出白色木屑，老熟幼虫和蛹30%在死组织，成虫羽化孔直径10~15 mm（Straw et al.，2016；高宇等，2016）；山西怀仁行道树监测显示，地面视觉对羽化孔（树干中下部）检出率达68%，但对树冠中上部幼虫检出率仅23%，需搭配爬树检查（黄伟，2020）；杨树木皮厚度5~8 mm时，声学信号损耗率低于10%，桦树（2~3 mm）损耗率达25%，需调整传感器贴合力度（祁骁杰等，2016）。

1.3.3   种群动态

天牛世代发育、扩散特性决定监测周期与范围：光肩星天牛具有长期隐蔽性，英国种群实际存在约10年后（2003-2012年）才被发现，成虫年均扩散29.3 m，低于北美种群（美国新泽西州8年扩散2.5 km）（Straw et al.，2016）；监测周期需结合气候调整，南欧（日均温28℃）1~2年1代，种群增长快，监测间隔需缩短至每2个月1次；中国中北部1年1代、东北2年1代，每年开展2次监测（前一年8月-翌年6月幼虫期、6月下旬-7月成虫期）（Faccoli et al.，2016；王赫，2025）；低密度种群（< 0.5头/株）需延长声学监测记录时间，高密度种群（> 1.2头/株）需关注隐蔽部位幼虫（黄伟，2020）。

1.4   监测中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

分子生物学技术是监测体系的支撑工具，核心用于物种鉴定与种群溯源，不直接作为田间监测手段。

1.4.1   物种精准鉴定

SCAR标记技术：从RAPD标记中筛选2 740 bp特异性片段，设计的SCAR2（1 237 bp）、SCAR3（2 720 bp）引物，对卵或单条腿的DNA经1∶24 576（SCAR2）、1∶6 144（SCAR3）稀释仍可检出，且与8种近缘天牛无交叉反应（Kethidi et al.，2003），SCAR标记操作简便，适合基层快速鉴定。

COI基因测序技术：基于线粒体COI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光肩星天牛可扩增出627 bp条带，24 h内完成鉴定，较传统饲养鉴定（需2~3个月）更高效（邬颖等，2014）。

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EPPO标准推荐技术，可检测1.0~2.0 pg光肩星天牛DNA，从槭树粪便中提取的DNA经100倍稀释仍100%检出，1 000倍稀释部分可检出（EPPO，2023），TaqMan PCR灵敏度高，但相对其他技术来说设备成本高，仅适用于口岸精准检疫。

1.4.2   种群遗传与溯源监测

SSR标记技术：Liu等（2017）基于光肩星天牛全基因组开发24对多态性SSR引物，平均等位基因数6.81，多态信息含量（PIC）0.61，可区分河北HEB与北京BJ种群遗传距离0.0747、宁夏YC与甘肃JQ种群差异显著。

线粒体COI基因溯源：Javal等（2019）通过COI基因分析欧洲种群，发现9个单倍型，推测“多次引入+二次扩散”模式，瑞士Marly种群经薪柴扩散至Brunisried，遗传分型一致，据此将德国钮比伯格、意大利米兰列为扩散枢纽重点监测；该研究后续更正加拿大安大略省Tallgrass种群坐标，确保溯源空间准确性（Javal et al.，2019）。丹麦首次检出光肩星天牛后，通过发放海报、官网专题开展公众宣传，收到多起甲虫标本上报，其中1头经鉴定确认为该虫，后续调查未发现扩散（Scheel，2009）；贸易记录与分子溯源联动可提升精准度，如英国、丹麦暴发均与中国进口石材的木质包装相关，结合COI分型确认传播载体后，对进口石材企业周边寄主树种开展重点监测（Straw et al.，2016；Scheel，2009）。

2.   光肩星天牛绿色防控技术

中国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经济观推进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大力提倡集成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防控技术模式，将虫害损失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以下，近年来中国绿色防控覆盖率显著提升（戈峰等，2025；陆宴辉等，2025；朱恩林，2025），针对光肩星天牛的绿色防控技术主要集中在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两大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

2.1   生态调控

在生态调控策略中，骆有庆（2005）提出不同树种合理配植是防控光肩星天牛的根本措施，通过营林措施构建对光肩星天牛有自净功能的林分，实现林分尺度上对光肩星天牛的自然控制。尤其是近年来林业研究人员针对光肩星天牛造成的“三北”防护林毁灭性破坏问题探索出一系列可行的营林方案，研究发现，臭椿属Ailanthus植物体内苦木素类物质对天牛类害虫有天然的趋避作用，将杨树与臭椿混交，可有效阻隔光肩星天牛的蔓延（张海龙，2019）；沙枣Elaeagnus angustifolia对光肩星天牛的诱杀特性使其可作为诱杀树种高效保护抗性树种新疆杨（邵鹏鹏等，2023；赵晨茵等，2025），杨宗基等（2024）凝炼出可实现“有虫不成灾”的诱杀树沙枣和抗性树种新疆杨的合理配植模式，认为防护林带中沙枣树与新疆杨行间或株间配植比例约为2∶8，园林绿化林中沙枣树与新疆杨以块状或带状配置比例为3∶7时，可实现光肩星天牛灾害的生态自控。诱杀植物（dead-end trap plant）作为一种新型防治策略为害虫治理提供了生态可持续的新思路（Shelton & Nault，2004），“沙枣高效诱杀光肩星天牛”是林业上首个应用本土树种诱杀害虫实例，值得注意的是，沙枣诱杀光肩星天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还需进一步探究（李呈澄，2025）。杨忠岐等（2018）研究发现，可利用复叶槭Acer negundo作为诱饵树诱集光肩星天牛成虫，只需在诱饵树上喷洒杀虫剂可消灭大部分光肩星天牛。

2.2   生物防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光肩星天牛生物防治研究工作的国家。生物防治是绿色防控的核心技术，也是森林害虫防控的重要手段（张宇凡和王小艺，2023），该方法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中有益因子控制有害的生态因子，对环境友好且能长期有效，最大程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已广泛应用于林业蛀干害虫的防控中（Smith et al.，2003；王晓红，2011；Yang et al.，2014；Ajuna et al.，2023）。近年来国内外林业研究人员对光肩星天牛进行了多方面的防治技术研究，尤其是以生物防治为主绿色防控技术取得重要进展。生物防治目前采用天敌昆虫、其他有益动物和微生物这三类天敌资源对目标害虫进行控制。

2.2.1   天敌昆虫防治技术

光肩星天牛的天敌昆虫防治目前主要围绕寄生性天敌展开相关研究，特别是针对光肩星天牛幼期进行防控的天敌寄生蜂类群。目前广泛应用的种类为肿腿蜂类昆虫和花绒寄甲光肩星天牛生物型。

肿腿蜂类昆虫作为防控光肩星天牛的优良天敌较多地用于低龄幼虫的防治中，白蜡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pupariae和管氏肿腿蜂Sclerodermus guani对光肩星天牛1~3龄期幼虫控制效果显著（姚万君和杨忠岐，2008；张丽莹等，2019），此外，室内研究发现川硬皮肿腿蜂S. sichuanensis对光肩星天牛低龄幼虫也有较强的寄生致死效果（李霞，2020），野外控害效果尚不清楚。康念琮（2022）通过释放白蜡吉丁肿腿蜂研究其对光肩星天牛的控制作用，发现在甘肃张掖市释放白蜡吉丁肿腿蜂后，虫口减退率达78.94%，防治效果达62.44%。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管氏肿腿蜂，白蜡吉丁肿腿蜂对光肩星天牛幼虫的低龄幼虫表现出更高寄生效果，因此，目前将白蜡吉丁肿腿蜂作为防治光肩星天牛低龄幼虫的首选天敌（杨忠岐，2018）。

花绒寄甲Dastarcus helophoroides成虫寿命长，具有很强的生殖能力，寄生光肩星天牛3龄以上中老龄幼虫和蛹甚至刚羽化而身体柔软的成虫。大量案例证明，花绒寄甲光肩星天牛生物型是光肩星天牛老熟幼虫期和蛹期的有效天敌（雷琼等，2003；罗桂杰等，2016；季立荣等，2021）。进一步研究表明，人工饲养条件下的营养供给可显著提升该天敌的存活与适应能力，如在半人工饲料中添加6%浓度的外源海藻糖时，花绒寄甲成虫存活率最高可达86.67%，同时9%浓度海藻糖可显著降低其过冷却点，为其在不同气候区的控害应用奠定基础（罗立平等，2019a）；而替代寄主的选择同样影响花绒寄甲的控害潜力，以大麦虫Zophobas morio蛹为寄主繁育的花绒寄甲成虫，不仅体型更大（体长8.68 mm、体重360.22 mg），且过冷却点最低（-18.81℃），耐寒性与适应能力显著优于以麻竖毛天牛Semanotus bifasciatus或松褐天牛幼虫为寄主的种群，为优质天敌种群的人工繁育提供了关键参考（罗立平等，2019b）。在实际防治应用中，不同地区根据环境特点采用适配策略可提升控害效果：在北京市房山区和大兴区释放花绒寄甲卵卡防治旱柳上的光肩星天牛时，当年释放卵卡对天牛幼虫致死率最高达79.17%（姜嫄等，2019）；许士文等（2019）研究结果证明在甘肃嘉峪关地区混合释放花绒寄甲卵卡和成虫的防治效果最佳，天牛幼虫的减少率平均可达40%以上；即便在吉林珲春等高纬度低温地区，通过4℃、0.5 h的快速冷驯化处理，可使花绒寄甲成虫过冷却点降至-25.10℃，且驯化后成虫的过冷却点显著低于当地光肩星天牛中老龄幼虫，进一步证明该天敌在高纬度地区防治光肩星天牛的可行性（罗立平等，2021）。花绒寄甲光肩星天牛生物型凭借自身可塑性，结合人工饲养中营养调控与寄主优化的技术支撑，以及不同区域因地制宜的应用策略，已形成从繁育到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成为光肩星天牛老熟幼虫与蛹期生物防治的重要天敌，为跨气候区开展该害虫绿色防控提供了可靠保障。

近年来，光肩星天牛的天敌资源挖掘取得新突破，新发现的光肩星天牛柄腹茧蜂Spathius anoplophorae已成为针对该天牛低龄幼虫的新型天敌产品（金则宏等，2025），在北京和贵州遵义该天敌对光肩星天牛的自然寄生率可达11.4%和15.4%（Li et al.，2020；Wei et al.，2023），目前已实现该天敌的人工规模化繁殖（任哲等，2025），对低龄光肩星天牛幼虫展示出较强的生防潜力。

2.2.2   其他有益动物防治技术

除了天敌昆虫，还有啄木鸟类动物天敌和其他寄生性天敌也是防控光肩星天牛幼虫的重要自然因子，并发挥着重要控制作用。

啄木鸟在蛀干害虫自然控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胡加付，2008；阎浚杰，1983），捕食性鸟类在控制光肩星天牛种群数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生境条件是影响大斑啄木鸟Dendrocopos major控制光肩星天牛效果的主要因素，在光肩星天牛发生区可营造适宜的啄木鸟生境，如采取人工设置和改进人工鸟巢、设置饵木等人工招引、保护大斑啄木鸟的相关措施，进而更好地控制光肩星天牛等蛀干类害虫为害（罗立平等，2018；魏秀红等，2023）。目前，利用大斑啄木鸟防治光肩星天牛机制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未来可继续关注大斑啄木鸟控制光肩星天牛幼虫的不同生境引进机制以及鸟类种群与光肩星天牛种群间的长期动态变化，以期优化有效天敌对蛀干害虫种群控制效果。其他鸟类天敌如大山雀Parus major、粉红椋鸟Sturnus roseus也是可后续开发用于防控光肩星天牛的有益因子（贾碧云等，2018）。

中华甲虫蒲螨Pyemotes zhonghuajia隶属于蜱螨亚纲Acari蒲螨属Pyemotes，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广泛寄生多种钻蛀性害虫的优势蒲螨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Yu et al.，2010；胡帅等，2013；王倩倩和迟德富，2023）。贺丽敏等（2009）试验表明释放中华甲虫蒲螨对光肩星初孵幼虫防治效果高达98.93%，可有效控制光肩星天牛为害。李霞（2020）发现川硬皮肿腿蜂和中华甲虫蒲螨同时释放控制光肩星天牛幼虫的协同作用效果高于单独应用这两种天敌，不同种类天敌对靶标害虫的联防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摩泽蒲螨Pyemotes moseri因高雌雄比和很强的攻击与搜索寄主能力，近年来成为多种蛀干害虫的优良天敌（史可桂等，2025），相关研究发现摩泽蒲螨可以作为微小的媒介生物将杀虫真菌孢子带入虫道，最终能有效地感染光肩星天牛的幼虫并致死（唐汉尧等，2022），中华甲虫蒲螨与摩泽蒲螨凭借各自独特的生物学特性与防控优势，可作为光肩星天牛生物防治体系的重要补充，其单独应用的高效性与协同防控的创新性，为后续优化蛀干害虫绿色防控技术、完善生态治理方案提供了关键实践与理论参考。

2.2.3   微生物防治技术

利用卵孢白僵菌Beauveria brongniartii和球孢白僵菌B. bassiana防治光肩星天牛具有良好防治效果（Dubois et al.，2004；Shanley & Hajek，2008；Goble et al.，2014），虫生真菌具有安全、致病力强和繁殖快等优点（季香云和杨长举，2003），但是其稳定性差，环境依赖性较高，防治效果不稳定。绿僵菌Metarhizium spp.对光肩星天牛雌虫也起到有效控制作用（Hajek et al.，2008），研究表明光肩星天牛成虫感染绿僵菌MS01后可降低其取食量与产卵量，并通过水平传播传递给子代从而降低子代成活率（王宝辉等，2009）。此外，利用昆虫病原线虫防治光肩星天牛幼虫也是可行的防治途径（任晓亚等，2013），Heterorhabditis sp. ZH品系昆虫病原线虫对光肩星天牛成虫和幼虫均有较高致病力，可以作为候选昆虫病原线虫品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李宁等，2011）。相关研究表明利用细菌来控制和降低光肩星天牛的危害，如最高浓度下的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对光肩星天牛幼虫死亡率可达80.6%，冰核细菌可以作为一种促冻杀虫剂，有效降低害虫数量（孙福在等，1997；邓彩萍等，2008）。

不同的放菌方式对光肩星天牛成虫的死亡率和产卵量均有影响，悬挂无纺布菌条对成虫的杀伤力明显高于喷雾放菌（徐金柱等，2003），利用无纺布白僵菌菌条法防治光肩星天牛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因此该方法在生物防治大面积应用时有一定局限性（罗立平，2018）。

3.   总结与展望

光肩星天牛为害多种林业树种，尤其是偏好寄生我国北方地区重要观赏树种，如元宝枫Acer truncatum（陈钧林等，1990）、五角枫A. mono（张风娟和金幼菊，2007）、美国红枫A. rubrum（李亚茹，2025）等，对城市绿化和和林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当前监测技术仍存在较多不足，如人工与视觉监测依赖经验，对低龄幼虫检测率低（仅23%），且消耗大量人力（黄伟，2020）；声学监测在野外易受背景噪声干扰，仅验证杨树木段，其他寄主（如柳、榆）的信号稳定性需进一步测试（祁骁杰等，2016）；化学诱捕剂中，我国性信息素主要成分仍依赖进口，自主研发不足（焦晓国等，2006；朱宁等，2017）；分子监测成本较高，基层检疫部门普及难度大（高宇等，2016）。此外，光肩星天牛世代重叠、习性隐蔽，且与星天牛等近缘种形态相似，易导致监测误判（Faccoli et al.，2016；EPPO，2021）。传统的喷洒农药或树干注药方式既污染环境、也很难发挥实质作用，因此需要寻求新的策略来提升害虫监测的准确度与灵敏度，同时实现高效绿色防控（薛洋等，2025）。

生物防治是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关键技术手段，近年来多种新兴技术逐渐应用到害虫生物防治中，新兴技术与传统生物防治措施的结合在未来有望形成对光肩星天牛专一性更强的无公害防治技术（刘芳华等，2025）。如纳米技术在害虫绿色防控领域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害虫精准监测、多元纳米杀虫剂等领域的研发应用给未来植物保护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技术（Moitra et al.，2021；魏然等，2022；Zhao et al.，2023）；分子生物学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也逐步在害虫管理中发挥有效作用（Nikolouli et al.，2018；Su et al.，2020）。人工捕杀光肩星天牛（李银生，2009）和微生物菌剂、低毒农药的精准实施（桑巴叶和朱玉伟，2009）也是绿色防控光肩星天牛的重要手段。